剧情：“1889年1月3日，都灵。弗里德里克·尼采在维亚·卡罗·艾尔波特酒店的六号门前驻足。他的目光被酒店外的一个马车吸引。不远的地方，停着一辆小马车。马车的车夫遭遇到了一匹倔强的马。不管车夫怎么喊叫，马匹根本没有要移动的意思。最终，车夫失去了耐心，拿起了鞭子，朝马匹打去。尼采见到此番情景，挤进人群，冲到马匹跟前，阻止住马夫，抱住马的脖子，痛哭起来。酒店的主人赶来，拉走了尼采。回到酒店的尼采在沙发上安安静静地、一动不动地躺了两天。随后，他小声地说了几句话。接下来，就是尼采精神错乱、神经颠颠的十年，由他的妹妹和母亲照顾的日子。谁也不知道，在都灵，在那匹马的身上，在尼采的心理，发生了什么。” 电影唯一与尼采的联系就是开篇那段话，由此本来一匹普通的马成为了那匹导致尼采彻底疯癫的传奇之马。本来一个具有普世寓言功能的文本，却偏偏要与尼采联系起来而具有某种传奇性。那么文本必然与尼采的哲学理念具有某种隐秘的联系。这种联系最为清晰的表露在那个外来人，那个胖叔叔讲了电影中最大的一段话，估计比其他所有人在整部电影中说的话都多。这段有明显“查拉图斯特拉”倾向的独白（“上帝已死”的含义跃然纸上），却被马夫（片中的独臂老人，也是一位父亲）以一句“瞎胡扯”为终结，从某种程度而言，贝拉塔尔借助主人公传达了一种“反尼采”的倾向。 但这种“反尼采”并非指向尼采“反基督”的哲学观点，而是通过父女两人在六天的生活来反对尼采晚期引以为傲的“超人哲学”---期望成为超越理性，超越自我，而重新实现自我评估和自我升华的“超人”，这种充满精英意识的哲学理念在面对严酷的生活的时刻，显得那么浮夸和形而上学。或许在卡罗·阿尔伯托广场的尼采看到了这匹马的未来，看到了都灵之马和马夫女儿面对死亡却维护一种生命的尊严，从而彻底否定了尼采的“主人-奴隶道德观”。 上帝用六天来创造世界，第一天上帝创造了光，电影中第五天光消失了，第二天创造了水，电影第四天水消失了。这种“反创世纪”的过程，预示了第六天的父女已经陷入到一种混沌的“死”的境界，正如第五天最后，导演的旁白已经叙述了“死亡已经沉落”。在这种“死”的境界中，父亲仍然啃着生的马铃薯，还要求女儿吃，就如同女儿要求那匹老马进食一样，这是在死中仍然坚持生命的体现，这就是贝拉塔尔最为朴素却最为残酷的世界观。